一
惠勒是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学思想家和物理学教育家。与其同时代的物理学家相比，他的名气远远不如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玻尔，他的同事爱因斯坦，也远远不如他的学生物理顽童费曼。在霍金流行全球之后，很多人都知道了“黑洞”这种奇怪的天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黑洞”这个名字出自惠勒之手。
惠勒虽然没有得到中国人看重的诺贝尔奖，但是他无疑是美国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作为物理学家，惠勒最重要的工作是与玻尔合作，在1942年共同揭示了核裂变机制，并参加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他还是美国第一个氢弹装置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作为物理学教育家，惠勒培养出了几代美国物理学家，他指导过的博士达50位之多——当下美国宇宙学或者天体理论物理的一线人物有相当一部分是惠勒的学生。
在我看来，惠勒更深远的影响是他作为物理学思想家的工作。晚年，惠勒倾力关注终极问题，从物理学家成为哲学家。他说：“我无法阻止自己去琢磨存在（existence）之谜。从我们称之为科学之根本的计算和实验，到这个最宏大的哲学问题，其间连接着一个不间断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上不会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点，一个真正有好奇心的物理学家会说：‘我就到这儿了，不再往前走了。’”
第一次阅读惠勒是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我在南京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一部薄薄的小册子《物理学与质朴性》，让我的后脑挨了一棍。很多潜意识中理所当然的观念，忽然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关于实在是什么？人们一般认为存在一个外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实在，但是惠勒说，所谓实在，只有一些被观察到的铁柱是相对结实的，而其中的部分，则是由理论和想象构成。比如说历史是什么？人们一般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但是惠勒则说，并没有一个历史存在在哪儿，除非它被今天所观察到。甚至，我们今天的观察，能够对过去的历史产生影响，一直影响到宇宙的创生。值得一说的是，惠勒的思想不是建立在哲学思辩，而是建立在物理学研究上的。
去年，我到美国东海岸漫游了六个星期，预订行程的重要一项，就是前往普林斯顿拜访惠勒。在惠勒的学生肯尼斯·福特（Kenneth Ford）的帮助下，我终于夙愿得偿。2007年6月27日，福特杨键教授开车带着我前往惠勒所在的疗养院，与惠勒做了短暂的会见。当时惠勒已经96岁，福特教授说，他已经不能集中一个话题十分钟以上。惠勒的听力严重下降，我需要对着他助听器的麦克风大声说话，他才能听见。福特教授事先把我的情况写在了一张纸上，告诉他，我是他At Home in the Universe（中文名《宇宙逍遥》）一书的译者。
我们的谈话纯粹是礼节性的。拜访惠勒，只是表示我对这位物理英雄的崇敬。在惠勒去世后，《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文章。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学家泰格马克（Max Tegmark）说：“对我来说，惠勒是最后一位巨人，惟一一位依然挺立的物理学超级英雄。”
在疗养院，我还看到了惠勒的妻子，当时99岁。她抚摸着我送给她的披肩说：太美了，太美了！然后望着窗外，大声地自言自语。在我们走出很远之后，我还能听到她的声音。
董光璧先生提出了“后哥本哈根时代”的概念，用以指代玻尔逝世之后的物理学。而惠勒则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一方面，惠勒继承了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思想，并把哥本哈根学派的思想推到了极致，如延迟选择实验、参与的宇宙等；另一方面，他又超越哥本哈根学派，如其万物源于比特、理论的变易性等思想，并提出了未来物理学的某种可能性。当然，惠勒是否真能算得上承前启后，需要等未来的大事件发生之后才能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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